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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令老人扶养比率上升,令不少国家公共医疗及福利体系的可持续性成疑。 香港应对高龄化挑战,刻不容缓。早前我已提到需要有年青生力军,要维持开放的入境政策、吸纳海内外人才、以及尽早做好规划,为在港出生居于内地的儿童回港做好准备。 对于退休问题,我们要以政策协助长者回乡定居。为了令长者安心选择回乡生活,他们在港享有的福利可携性至为关键。香港须全面展开各种福利可携性研究,包括从法律、政策及公共财政层面,探讨安老院舍、医院、诊所等公共服务,应否扩展至内地。 政治改革 最后在政治方面,回归以来香港人围绕普选问题反复争论。今天时间表已确定下来,社会分歧逐步收窄。要令民主制度在香港生根,维持政府高效率施政及建立共识,我们须聚焦思考,设计相关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团角色、行政立法关系、政治人才培育及政治伦理建立等,并要捍卫香港人讲求理性、互相尊重的核心价值免被蚕食。我们同时亦要虚心研究及比较其他民主国家实施民主制度的经验。 在行政改革方面,当今全球政经环境正处于变革阶段,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不断上升。香港推行政治问责制,是希望迅速回应社会诉求。我们要检视行政体制是否适合未来的民主化发展,议题包括:问责官员与公务员的相互职权界定;编制与及流动;政府内部财政、人力及土地资源分配模式和程序;进一步下放权力予地方行政;各司局长及其下部门的分工安排;以及政策制订、倡议及谘询工作安排等。 香港与全球政府一样,正面对全新的政治挑战,这是来自资讯革命后网络社交媒体普及化所引发的政治生态转变。传统上我们以代议政制为主轴,通过选举产生民意代表,授权他们参与制订政策。但新网络媒体出现后,年青一代以社会运动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也以此作为政治参与方式。网络媒体及年青人社运正在改变传统主流的政治生态,政府须回应青年人的多元诉求,也要深化沟通。我们仍在摸索之中。 辛、信任自己 在多年公务生涯中,我一直信任香港人,也信任大家的理性与包容,可以求同存异,寻求共识,一起面对挑战。香港在回归后经历种种挫折,都能够再次奋起。以下数字说明这十多年来大家的成就。 首先,我们的经济总量由一九九七年至二零一零年实质扩大了百分之五十五,就业职位增加五十万个,就业人口达到三百六十四万人的历年新高。全职雇员的平均就业收入实质增加百分之三十一。凭着我们的经济实力,香港赢得“AAA”级的长期评级;目前全亚洲只有两个经济体获得这个评级,香港是其中之一。我们的股票市场总值增加近七倍,至二十一万亿元;过去两年,港交所首次上市集资总额排名全球第一。今年,香港在世界竞争力排名榜上与美国并列第一。 民生方面,政府开支累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将经济繁荣的成果,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改善民生。随着社会经济条件改善,香港人平均寿命比一九九七年时延长了三年。香港的年轻人接受专上教育的机会增加超过一倍;免费教育由九年增加至十二年,并扩展资助至学前教育。在保障劳工方面,我们订立了最低工资,而政府部门亦实施五天工作制。 政治方面,我们确立了普选时间表,成功推动二零一二年的两场选举更开放和含有更高民主成分,逐步走近普选目标。政团比回归前更加活跃,政府更加开放,决策更具透明度,也累积了成功的危机管理经验。法治方面,我们在普通法体系中保持先进,深受各国赞赏。 这些都是实实切切的香港成就,是每一位香港人努力奋斗的成果,我们不要因为对未来发展有分歧而妄自菲薄,低估了自己的成就、香港的成就,也低估了香港的潜力。 香港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我们的上一代从五湖四海来到这个小岛,多年来辛勤工作只是为了稳定生活,安居乐业。香港人在不知不觉间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城市,也塑造了这个城市的性格。我们崇尚自由,尊重法治,要公平、有公义、爱廉洁、多元包容,这成为香港的核心价值所在。 回归以来,香港人有忧虑,恐怕核心价值不保。但事实证明,我们的核心价值未有任何削弱,我与每一位市民一样热爱香港,热爱国家。我们全心捍卫核心价值,香港才可以继续对国家发挥独特的贡献,“一国两制”才可以继续成功,而香港亦可以继往开来,迎向更光辉的未来。(人民网)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革命的破坏力,首先是对人类生命的剥夺。查封报纸,逮捕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流放知识分子,迫害宗教人士。继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强制劳役之后,当局出动军队,对农村实行直接占领。红场阅兵(资料图)今日俄罗斯:黄昏,还是黎明?20年前的冬夜,莫斯科上空印有铁锤、镰刀的红旗缓缓降下,一个雄踞欧亚大陆达70年之久的帝国宣告解体。20年后,数万示威的人群聚集在广场、公园、市中心大街,抗议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向普京政府及既定体制发起冲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第一次面临如此严峻的政治考验。 时值岁末,我读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雾霭》。 俄罗斯的灾难直接来自革命 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 虽然个人经历的线索相当清晰,像童年时代,读书及军旅生活,从事不同的职业,从报社编辑到政府官员,书中都有所叙述,但是,由此带出的另一条线索———俄罗斯的命运史、变革史,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历史———占有更大的篇幅。显然,雅科夫列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描述自己,他不想仅仅作为孤单的个人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苦难的亲历者,为历史作证。 回忆录从斯托雷平改革说起。作者称斯托雷平为“俄国的伟大儿子”,给予高度的评价。代之而起的十月革命纯属偶然,甚至革命前夕,流亡国外的列宁还说革命将是下一代人的事,可见对于革命,他并没有足够的规划和准备。然而,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十月革命是多余的暴力行动,它将一种破坏性强加给了俄罗斯。在作者看来,俄罗斯的灾难并非始于斯大林时代,源头乃直接来自革命,以及它所确立的集权制本身。 革命的破坏力,首先是对人类生命和生存权利的剥夺。十月胜利后,作者用了很多笔墨叙述杀害沙皇全家的惨剧,紧接着是肃反,查封报纸,监视和逮捕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党人,集体流放知识分子,在文化、科学界发展克格勃密探,迫害宗教人士等系列活动。书中写到对付神职人员的残酷手段,如剥头皮,在沸腾焦油的大锅里煎熬,用熔化的铅水做圣餐,推到冰窟窿里淹死,等等。继余粮收集制、禁止自由贸易、强制劳役之后,当局出动军队,对农村实行直接占领。部队武装配有火炮、装甲车,直到飞机。不愿交出粮食的农民即宣布为“人民公敌”,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并瓜分财产。有一个马林斯基县,将被捕的富裕农民统统勒死。农民起来造反所受的镇压,其严厉程度可想而知,整个过程广泛使用人质和连环保制度,甚至不惜动用“窒息性毒气”。其实,作为专制工具而被利用的军队同样不能幸免于难。战争期间,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数,就有15个师之多。 监禁、流放、死亡,各种奴役和恐怖笼盖了全苏联。过去,我们一直把苏联的厄运同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确,时至斯大林时代,“红色恐怖”达于极点。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虐待或杀人项目纯出于斯大林的发明。就连因为在信中议论斯大林而犯禁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写到的“古拉格”,也都是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古拉格群岛》中的囚犯的惨苦情境,令人不忍卒读;及至读到本书关于“儿童古拉格”一节,才晓得人世间还有更其可怕的魔窟在。 惊悚的“儿童古拉格” 2002年,俄罗斯出版档案材料《古拉格的孩子们》,至今没有中译本。我是在本书中得以了解这些毫无抵御能力的绝对弱势的广大儿童,在苏联体制下的生存状况。早在1918年建立集中营起,就拿儿童当人质,儿童随同父母一起被判决成为合法。1920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肃反人员枪杀12至16岁儿童,因此该市被称为“死亡之城”。1935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同未成年人中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决定》,明令追究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并可对其采取一切刑事惩罚措施,包括极刑。1937年8月叶若夫发出命令《关于对祖国叛徒的妻子和子女采取镇压行动》,规定对15岁以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儿童均立案侦查,并视年龄、危害程度及改造的可能性,关进集中营,或者迁往“特殊待遇保育院”。1941年5月,内务部又颁布了关于在少年劳动营建立情报通报网的决定。在卫国战争期间,大批儿童被驱赶至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东部地区,当时,“移民”死亡率每年高达27%,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苏维埃政权根据政治局和斯大林的指示,建立起专门的儿童惩戒系统,包括儿童集中营和儿童管教所、机动的接受分配站、专设的保育院和托儿所等。正如雅科夫列夫指出的,他们利用整个系统的资源向儿童“开战”。在这里,儿童必须忘记自己是谁,何处出生;必须忘记自己的父母是谁,现在何处。1939年,贝利亚就曾经向莫洛托夫建议,给这些夺来的儿童重新命名。 这就是“儿童古拉格”。书中有一段令我十分惊悚的描写,引自诗人库尔季诺夫的回忆录。一天,这位诗人作为会计前往诺里利斯克集中营婴儿院做资产登记: “跨进门槛,就是孩子。一大群不到6岁的孩子。都穿着小棉袄和小棉裤。背上和胸前都有号码,和囚犯一样。这是他们母亲的号码。他们习惯于看到自己周围清一色的女人,可是听说有男人,爸爸。于是一窝蜂朝我跑了过来,高声喊叫:‘爸爸,爸爸。’这是最可怕的:小孩身上带着号码。而板棚上都写着:‘感谢斯大林同志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童年’。” 变态的政治伦理学。 一个肆意扼杀儿童的国家和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苦难带有标志性,显现了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普遍沦为无权者的可悲的现实。雅科夫列夫担任“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任一职达十余年之久,阅读过数千份案卷和证词,自称对“人民的悲剧”的了解胜过任何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俄国社会报告所有这些事实。庞大的苏联,为什么竟可以在一夜之间悄无声息地消失?帝国的命运,其实早已深植于人民的命运之中———还黑暗于黑暗,它最终遭到历史的报复,并非出于个别人物的暴虐或政策的失误,体制才是根本性的,所以说解体是一种必然。 在回忆录里,雅科夫列夫没有过多地纠缠于苏联解体事件,实际上,他本人对苏联解体也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他来说,解体与其说是结束,无宁说是过程,一个克服的、修正的过程,也即改革的过程。社会除非不改革,要改革,就必须以人为目的,使权力返回到人民自身。改革是全书的基本主题 雅科夫列夫是经历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本书就是一部二十世纪历史的宏大叙事。他在书中使用了不少珍贵史料,包括档案材料,以及自己所经历的事实,还有大量数据。所有这些材料都经过严格的挑选,不同于一般个人回忆录的感性书写;对其中若干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评价,显示了作者卓越的史识。此外,作者是苏联的一位意识形态专家、政治理论家和实践家,政治意识强烈而鲜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交相叠合的目光特别具有穿透力,我们看到,它贯穿从前苏联时代到后苏联时代的各种事实和问题,而直指一个目标:改革。 改革是全书的基本主题。前半部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及斯大林的极权化的叙述,其实,都可以视作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漫长的改革之路的铺垫。在雅科夫列夫那里,所谓改革,主要指政治改革,或者说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指出,那种“经济自由化,政治专制化”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今天的问题,不能局限于经济,这是进程的物质基础”,他说,“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换一个简要的提法,就是“改革是对单一权力的挑战”。对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来说,此说可谓命中要害。民主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民主首先是选择的自由,但是,他批评说,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领域和所有阶段都缺乏选择。一个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集权制,而且根本不准备清理的国家,一个依然没有充分的选择自由的国家,有什么可能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呢?他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完善整个国家生活的进程,希望每个人都尽到伟大的公民义务。然而,他又深知,这只是在拥有伟大的公民权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这就是改革的全部复杂性和艰难性。在书中,雅科夫列夫提出一个极具 ag真人娱乐平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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